易經蒙卦云：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。因此近乎所有的占卜理論都認為不能一事多占，但野鶴老人所著的增刪補易裡有云：

書經：「三人占聽二人之言。」古人一事既可決於三處，今人何妨再占，予生平以來稍得其奧者全賴多占之力也，事之緩者，遲遲再占，事急者歇歇又占。不管早晚，不必焚香。深更半夜亦可占之。

此論亦可見於書中舉例，如醫卜往治章第一百四，為了確認用藥問題而進行一事多卜：

「......連占數卦，皆合前象，方敢用大熱之劑，起死回生」

上溯野鶴老人引用的古籍出處，找到原來這句話乃是來自《書經．洪範》，書經又稱尚書，據考是殷、周時代的政府公文，在這本書裡也可以看到當年盤庚遷都至殷的公告，洪範，屬於尚書裡的周書部份，概言之就是周朝的政府公文，是周文王十三年（周滅商後二年），武王拜訪箕子，向他請益治國之術的對話紀錄，在當時占卜有非常崇高的地位，在九種治國技術裡排名第七！箕子認為平常在國家制度上，就要常駐七個占卜師，五個用龜甲占卜，兩個用蓍草占卦，而在作決策時，三個人占卜，應聽從意見相同的那方。野鶴老人引用的概念，洪範裡的原文為：三人占，則從二人之言。

這樣看來，作決策時重複占卜，這在古代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嘛！基本上這種現象在春秋戰國時代也有相關記載，比如以下三條來自《左傳》的記載：

《左傳．哀公九年》：
晉趙鞅卜救鄭，遇水適火，占諸史趙、史墨、史龜。史龜曰：「『是謂沈陽，可以興兵，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』伐齊則可，敵宋不吉。」史墨曰：「盈，水名也；子，水位也。名位敵，不可干也。炎帝為火師，姜姓其後也。水勝火，伐姜則可。」史趙曰：「是謂如川之滿，不可游也。鄭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鄭則不吉，不知其他。」陽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「泰」之「需」曰：「宋方吉，不可與也。微子啟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、鄭，甥舅也。祉，祿也。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，我安得吉焉？」乃止。

宋國伐鄭，晉國欲救之。趙鞅以「卜」法測之，並請史趙、史墨、史龜三人解釋，三人都云不可救鄭，與宋國為敵不吉，反而可以藉此機會伐齊。除了「卜」，還以「筮」法測之，結果亦與「卜」同，於是晉國便停止救鄭的計畫。

《左傳‧僖公二十五年》：
「秦伯師於河上，將納王，狐偃言於晉侯曰：『求諸侯莫如勤王，諸侯信之，且大義也！繼文之業，而信宣於諸侯，今為可矣！』使卜偃卜之，曰：『吉！遇「黃帝戰於阪泉」之兆。』……公曰：『筮之！』筮之遇《大有》之《睽》，曰：『吉！遇「公用亨於天子」之卦，戰克而王饗，吉孰大焉！且是卦也，天為澤以當日，天子降心以逆公，不亦可乎？《大有》去《睽》而復，亦其所也。』晉侯辭秦師而下。」

這裡記載了晉臣狐偃勸晉文公去勤見周襄王（當時襄王被狄後擊敗，流落在鄭國汜地）晉文公聽了狐偃的建議後，先讓卜偃以龜甲卜一下，得到「黃帝戰於阪泉」的吉兆，文公還是不放心，再主用蓍草佔筮一下，結果演算出的卦為「《大有》之《睽》」。

《左傳．僖公十五年》
初，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，卜之，不吉；筮之，吉。公曰：「從筮。」卜人曰：「筮短龜長，不如從長。且其繇曰：『專之渝，攘公之羭。一薰一蕕，十年尚猶有臭。』必不可！」弗聽，立之。

晉獻公想立驪姬作夫人，可是占卜與蓍筮的結果並不相同，晉獻公當然選擇對自己意願有利的結果從之。卜官卻以「筮短　龜長，不如從長」反對。

此外，一事多卜的行為，不只可證諸周初與春秋戰國時期，甚至還可以再上溯，找到其他史料證據的支持，比如甲骨文裡留下大量的占卜紀錄，這之中有一種特別的體例，稱之為「相間卜辭」，就是殷人進行一事多卜時，所採用的紀錄格式。卜辭一般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寫就，相間卜辭則是依卜問時間，連續由下而上寫就。

舉以上這些例子說明了一事多占不僅可行，而且常見，更重要的是這種情形古已有之！只是現在的書中卻反其道而行，主張不可一事多問、一事多卜。其實我認為主要的關鍵是，重複占卜所反射出來的，是問卜者對占卜結果不認同，而這種不認同的心態，歸根結底，是因為問卜者心有定見，而如果心有定見，重複多占，就算再準，對事實又有什麼幫助呢，不過是在浪費占卜師跟問卜者彼此的時間罷了。